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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文帝教化政策得失论

论文核心提示:

  [摘 要]建文帝朱允炆沿袭太祖“治国以教化为先”[1](选举制)的思想,实行“继体守文,专欲以仁义化民”[1](刑法志)的教化政策。在位期间,他“敦尚礼乐,广厉教化之效与其时”[2](正编),对天下士民、宗室藩王及武将文臣的教化,主要蕴藏于“新政”之中。建文帝教化政策的得失,也部分影响其政治上的成败。   [关键词]建文帝;教化政策;教化对象;教化得失

  [摘 要]建文帝朱允炆沿袭太祖“治国以教化为先”[1](选举制)的思想,实行“继体守文,专欲以仁义化民”[1](刑法志)的教化政策。在位期间,他“敦尚礼乐,广厉教化之效与其时”[2](正编),对天下士民、宗室藩王及武将文臣的教化,主要蕴藏于“新政”之中。建文帝教化政策的得失,也部分影响其政治上的成败。
  [关键词]建文帝;教化政策;教化对象;教化得失
  在封建社会,教化是指用教育、感化的方法逐渐改变人心及风气习俗,培养出合乎君主统治需要的忠臣、孝子和顺民,从而保证统治秩序的稳定。作为封建帝王,对臣民的教化,何时用威、何时用德、何时用忍,这是需用鲜血浇灌出来的心得体会。明二世朱允炆,秉承父祖功德,21岁就开始主宰庞大的明帝国。即位后,建文帝“务崇礼教?#20445;?#27442;以“仁义化民”、锐意文治,渴望?#25351;?#20108;帝三王之治世。本文依托建文新政和?#25913;?#20043;役,以教化对象为支撑,拟对其教化政策得失做一下粗浅?#25945;幀?#24314;文帝教化政策从“得”的方面来看,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。
  一、泳文濡教、继袭皇明兴教化
 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及统治的实践中,鉴通往昔,立足当世,逐渐形成内涵丰富全面的教化思想。在教化的内容、途径和目的等方面,?#21152;?#29420;特发展与创新。朱元璋通过教化实践,达到了收拢人心和导民善俗的目的,这对于加强意识形态建设、重构统治秩序,有深远影响。
  在继?#20889;?#32479;教化思想的基础上,朱元璋对教化理论发展做出了创新。第一,从教化内容方面看,太祖续袭传统,仍以礼义道德为核心,把法律普及纳入教化范畴,有机结合二者,这使得明初教化的内容更加丰富、充实,教化效果更加显著。第二,从教化途径来看,朱元璋注意结合众多手段与途径,确立多种教化方式,如推行?#20808;?#21046;度、旌表节义、发布教民榜文及官吏亲自劝教等。这些教化方式使得社会风气在短期内明显好转。第三,把教化目的融入学校教育实践。太祖紧密结合教化与学校教育,把学校看作“风化之源”。故此,朱元璋提出“教化以学校为本”[1],“坚持划一道德、端正人心、醇化风俗”[3],重视对臣民的教化,要求各级官吏参与、淳美教化要务。后人评述其教化?#23578;?#26352;:“皇明教化既孚,人心向善而风俗?#23637;?#20110;厚矣。”[4](卷1)藉此,明初的教化能够循序渐进、并长期坚?#26893;?#25032;。
  马克思说:“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,但是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,……而是在直?#20248;?#21040;的、既定的、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。”[5]毫无疑问,建文帝是太祖教化政策最直接的受益者。所谓“得才?#28216;?#26377;加。其为万世计。……辅成宽大之化。养育黎民。”[6](卷九)他首召“志存教化”[7](方先生小传)的方孝孺,开科取士。建文元本文世纪论文网(www.jobsx.live)提供年(1399年)八?#25314;?#24093;命孝孺主试应天,录214人。建文二年(1400年),策试礼部贡士,得才110。洪武十七年确定的殿试规制,在洪武后期得?#27975;?#22909;施行,建文帝仍会依例遵循。建文帝兴科举,不仅给读书人创造更多的仕进机会,而?#20381;?#20110;传播封建礼义道德、引导社会风气。此外,他还下诏荐举优通文学雅士、并授官职。如此,在建文帝身边就聚集众多知名文士,方孝孺赞曰:“皇上嗣之,尊右文教,而士兢劝。”[7](京闱小录后序)
  所谓“教民亲爱,莫善于孝;……安上治民,莫善于礼。”[8](孝经)建文帝欣然向往三代德政,是儒术治国思想的忠实信徒,他期望“海内沐浴淳德,泳文濡教”[2](正编),复兴德治教化,曾“传谕天下有司,务崇礼教”[1](刑法志一;《春明梦余录》略同),倡导“齐民以礼”。建文元年(1399年)二?#25314;?#24093;诏曰:“农桑衣食之本,勿夺农时,……义夫节妇、孝子顺孙五世同居者,勘闻旌表。”[2](正编)建文帝“悉致?#21512;汀保?#35090;彰忠良守节之士,教化文士儒臣。如特授已故翰林待制王偉为翰林学士,赠谥号“忠文”。大明自开国以来,文臣有谥号自褘起。为宣扬德治,建文二年二月改都察院为御史府,使其成为主要服务于教化的机构:“专纠?#23433;校?#20030;循良,匡政事,宣教化为职”。一时教化勃兴、民风敦厚、习端俗正,“士大夫崇尚礼仪”[9](卷12)、“志化几于三代”[9](卷12)。时国子监博士黄彦清,曾?#36335;?#20439;于建文教化功绩曰:仁、礼、廉、德,颂帝“愈见盛德”[2](正编)。
  二、“归重左班”、忠骨丹心报君王
  建文初,天下臣民迫?#34892;?#26377;一个宽和的政治环?#22330;?#22312;即位诏书中,建文帝明确宣布要实行“维新之政”[2](正编)。建文元年(1399)二?#25314;?#23551;州训导刘亨上书:“文武并用,?#36152;?#20043;术,六卿卑于五府,非所?#20801;泳?#38534;宜并为一品。”[2](正编)该奏书在大明政界引起轩然大波,廷臣争论激烈。最终根据方孝孺建议,建文朝揭开了以提高文臣儒士的政治待遇为重心的官制改革序幕。建文二年正?#25314;?#24314;文帝下诏更定官制。大体是: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,增设左右侍中,位置六部侍郎之上;将地方文臣布政使升为正二品;将都察院改名为御史府;……提高太仆?#38534;?#40511;胪?#24459;?#21375;丞和国子监丞等官的?#20998;?#31561;。建文皇帝改定官制、“归重左班?#20445;?#39044;示将贯彻儒家“仁义礼乐化民”的教化思想,以矫正洪武“专意右武”之政风。
  建文帝提高文臣地位,任用品行佳优的文臣循吏充实中枢机构,完善其文职化,为其日后文治奠定基础,易于实现“以礼治国、德教天下”的?#32622;媯?#26377;利于大明的长治久安。具体而言,建文帝委任“耻刑法而尊教化”的方孝孺为改革总设计师,挑选“天下第一好官”张紞为吏部尚书,把精熟儒家礼仪的陈迪提为礼部尚书,让谨精廉洁的王纯(浙江籍)出?#20301;?#37096;尚书,这?#40644;?#22826;祖所确立江浙人不得出任为户部官的祖制。此外,刑部尚书暴?#36873;?#22823;理寺卿胡闰及左?#30691;?#21490;大夫景清与练子宁等文臣是建文朝司法、监察系统的主要领导,他们清廉贞烈,掌握帝国的司法与监察,这对整顿官场风气,纠正冤假错案极其有益。依据“君职论”思想,建文君对臣工教化“必以正心为本”[7],这种“正心”、“正君”、“正臣”的新?#32622;媯?#33829;造了建文朝宽仁和怡的政治气候,初步确立新型的君臣关系,使士大夫们犹感阳春煦日。
  建文帝厚待士人、诚心教化,影响了一代士风。许多时?#32423;即?#36733;建文教化的回报—“自分一腔忠血少,尽将赤族报君王”。史?#24471;?#36733;,?#25913;?#21518;,大批文臣?#20181;?#22914;?#38534;?#20026;建文殉难,仅壬午殉难?#31449;?#26377;15人,齐、黄、方、练等臣更是烈烈而死,继之还有永丰三烈(?#22909;帷?#37049;瑾、邹朴)等建文悲歌。史亦载:“建文诸臣,三千同周武之心,五百尽田横之客,蹈死如归,奋臂不顾者,?#19988;嚶兴?#33268;此也。”[10]在中国历史改朝换代时,也曾出现过一些“节烈忠臣?#20445;?#20294;建文朝居然有百名文臣不愿做贰臣,六百多文臣学士仅二十余人投降。明谷应泰言:“成祖即位,编籍在任诸臣遁去者463人。”[10](《建文逊国?#32602;?#36825;均证明“尊右文教”的成就—一片丹心在帝乡。建文帝提高文臣地位,得到士大夫们的衷心拥戴。朱鹭说:“建文皇帝,注思讲学,恬武兢文,……四年之间,气若移焉。而文臣莫不踊?#23616;律恚?#36235;死如归。”[2](正编)以上概括基本符合历史实际,也?#20102;?#30528;建文帝成功教化士大夫的亮点。

  三、宽慈抚世、“善教得民心”
  孟子曰:“善教,民爱之;……善教得民心。”[11](尽心上)建文帝宽刑尚德,教化臣工“齐民以刑不若以礼,……务崇礼教。”[1](刑法志)在即位诏书中,建文帝明确提出“德为善政,政在养民?#20445;?#24320;启了?#20381;?#23485;刑狱和施惠政的“建文新政”。
  在宽刑善法和善政利民教化思想指导下,“宽慈抚世”的建文君下达一系列诏令。一方面:赦死罪,宽刑狱,释放黥军民囚徒还乡里;下令赦还、平?#30784;?#26377;罪?#26412;?#33251;。另一方面:诏养老,命官?#26631;?#27665;鬻子;下令天下军户单丁者放为民;又下令赐明年田租之半,限僧道田、均赋江南等。[12]由于建文帝崇礼尚教、宽刑惠政,建文年间的囚?#29976;?#37327;锐减。史载:“刑部报囚,减太祖时十三矣。”[1](刑法二);“罪?#20102;?#32773;,多全活之。……视往岁减三分之二,人皆重于犯法”[13]。凡此,皆?#20174;?#20102;建文帝宽刑善政,“善教得民心”。这些宽政教化也使得建文朝出现“士大夫崇尚礼义、百姓乐利而重犯法”[9]之盛况。
  建文帝及其文官集团,注重收拾教化民心,力求将“法先王”的政治理想融入执政实践。尽管在位?#25506;?#22235;年,但建文帝是当时明人心目中的“仁君善主?#20445;?#26041;孝孺称颂他是“宁屈国法,而不忍以法病民”[6]的好皇帝。傅维鳞叹曰:“建文中法网疏阔,道?#30343;?#36951;……时士风?#29992;?#23578;义者多。”[15](卷104)朱鹭亦赞曰:“建文四年之中,……治化几等于三代。家给人足,外户不闔,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。及燕师之日,哭声震天,而诸臣或死或遁,几空朝署。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?#20174;?#24471;臣民之心若此者矣!”[9]以上赞誉彰示了建文帝的教化功绩:“善教得民心”。
  建文帝教化政策从“失”的方面来看,主要突出在以下三点。
  (一)“推恩”?#30343;⑷实?#25945;化变兵戎
  对于驯化极恶无?#20048;?#20154;,建文皇帝曾提出“修德以风之,何忧民之难化”[2](前编),奈何其对王公勋贵的教化却一败涂地。洪武晚期,边疆军权基本转入塞王手中。据载:“先是太祖封诸王,辽、宁、燕等九国皆边虏,……有?#38470;?#24471;提兵专制便防御。”[14]《革除记》史亦载:“太祖语与太孙曰:‘朕以御虏付诸王,?#38378;?#36793;尘不动,贻汝以安’。太孙曰:‘虏不靖,诸王御之,诸王不靖,孰御之?’太祖默然良久曰:‘汝意?#31283;紓俊?#22826;孙曰:‘以德怀之,以礼制之,不可则削其地,?#26893;?#21017;废置其人,?#21046;?#29978;则举兵伐之’。曰:‘是也,无以易此矣’。”[14]据此推断,太祖赞同允炆首以“德礼”教化诸王,迎合其“树藩保嫡”的初?#28020;?#23613;管太祖渴望最高权力可以平稳交接,奈何当初养虎为患,藩王军事权柄过重、“纵横之资具矣?#20445;?#22312;客观上?#30740;?#25104;尾大不掉和“削亦反,不削亦?#30784;盵9](卷11屠叔方言)的对抗?#32622;妗?BR>  太祖驾崩?#28147;茫?#24314;文帝采?#21892;?#27888;、黄子澄的削藩之议,未及期年,相继削夺周、眠等五王兵权。该策略操之过?#20445;?#20174;战争的物质、精神因素来看俱与已不利,也给了朱棣间歇?#38469;?#30340;机会。?#37255;福?#29141;王以遵祖训和“清君侧”为名,发动“?#25913;?#20043;役”。结果,“建文失国”为天下笑、臣僚或死或遁。朱鹭论之曰:“卒成大故,?#20102;?#21646;也?大?#21046;?#40644;计躁于削国而虑不能远,正学志迂于法古而目不见近人事实。”[2](前编)
  时?#26893;?#35890;云诡,六百年前之旧事不能真实再现,仅凭史书记载,我们不能随意评说是非。建文帝提出首用?#23454;?#26469;解决王权倾轧的教化策略,仅为必要的权宜之计。我们也赞同在必要时,君王用德、用忍教化?#39318;濉?#32852;系汉史教训,削藩也存在战略和战术的选择。然建文帝在太祖去世不久,就改变先前首以“?#23454;隆?#25945;化的方略,终酿激变、削藩失局,使人感慨唏嘘!
  (二)仁柔少断,慕古意盛徒教化
  建文帝“笃信儒术,欲以周官致志”[9](卷12),执政?#28147;茫?#21363;推新政。建文帝锐意文治、寄厚望于文臣。因其“仁柔少断?#20445;?#32570;乏协统教化诸臣的政?#25991;?#21147;,以至无法驾驭在京都的文臣。在对待削藩国策上,齐、黄?#28909;?#24314;议大张旗鼓,卓敬奏请徙地削藩,高魏主张“勿施晁错之?#20445;?#32780;效主父偃推恩之策”[1](高巍传)。后燕王以“清君侧”为名起事,齐、黄等又力主“清声其罪以致讨?#20445;?#32780;高魏?#28909;?#21364;主和息战。以上争?#36176;?#26174;了建文少断及教化文臣的瑕疵败笔。
  缺乏实践意识的齐黄二臣虽是儒家精英,但无从事具体事务的经验和领导全国的足够才能,对于?#25215;?#38382;题,他们往往不切实际、纸上谈兵。惠帝为皇太孙时,尝坐东角门问黄子澄削藩计,子?#31283;?#23545;以“大小强弱势不同,而顺逆之理异也”[1](黄子澄传)。由此可见,子澄?#28909;?#34429;为帝师,?#31449;?#25991;气过盛;“太孙是其?#28020;保?#26356;加凸显建文少断。再有就是帝倚重研究《周礼》的方孝孺,企图以井田古制为经济基础,复兴三代德治教化;?#25215;┱胪?#32447;脑的官制改革虽“悉仿礼制更定?#20445;?#23454;质是流于形式,如将大理寺改名为大理司等。结果,慕古意盛徒教化,反贻三误。其一,使得臣民无法熟知现在官制,造成工作不便;其二,予政敌以攻击的口实。其三,“建文改制”抬高文官地位,以致“缙绅亲而介?#29976;琛保?#19981;满武官以及“武臣犯法失职者悉?#20339;唷薄15](卷4)
  明何乔远惋惜新政失局,曾深中要害地批评建文等“好古太坚、求治太锐”[9](卷10)。建文帝驭服天下的?#33108;?#36828;逊于乃祖,更不必?#30340;?#35851;善断的燕王。他虽“?#28304;嫌保?#21892;读书”[10],但缺乏决断于危乱的帝王权?#20445;?#19981;能协调臣工、统一思想,也就无法教化所有臣工共谋“善政”。如此,我们就更不寄望他对武臣、军队的教育、教化了。
  (三)教化不纯、?#22836;?#19981;明误用人
  太祖在军队中?#26174;?#35774;立儒学教育系?#22330;?#27946;武十七年(1384年),朱元璋在辽东始设都指挥使司儒学;二十三年(1390年),又在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始设儒学。这?#24535;?#38431;儒学制到洪武末已成一定规模。建文新政虽“尊右文教?#20445;站?#24573;略了教化武将兵弁。建文初年,君臣意识到,不削藩就无法顺利新政。然而要打仗,必须有帷幄谋臣和罴虎宿将。?#19978;В?#26417;元璋诛杀功臣殆尽,使得建文朝缺乏将兵帅才。建文帝所倚重的齐、黄二人“本书生,兵事非其所长”[1](?#20889;?9),仓猝行削藩计,?#31209;?#20047;战略眼光,以至误?#20309;?#22269;。方孝孺也只是饱读诗书的才子;派去的耿炳文、李景隆虽统率大军百万,也因将?#39038;?#25062;而节节败退,不到一年几十万大军就被断送。据此证明建文帝教化不纯、识人不明。   史载刘亨进言:“文武并用,?#36152;?#20043;术,……武臣子弟亦立学,教之始知事上使下礼仪。”[2](正编)。然直至建文四年战争失利,“始置京卫武学,……武举、会举,而听于兵部”[1](卷74)。因改革损害部?#24535;?#20154;的利益,连耿炳文这个统帅,都对建文号令阴奉阳违。他曾上奏言:?#25226;?#29579;与上皇父为同?#20613;埽?#38491;下为嫡叔父。其性尚未离骨,陛下何至解支而散肝胆于他人?……陛下何至以太祖之天下为屠肆,而以太祖之子孙,太祖之旧臣为犬豕乎?”[9](卷11)似炳文这类将帅,绝不可能做好战时动员工作,在战场上多半败?#20445;?#21453;?#36873;?#20146;藩”思想传?#38742;?#24191;大将士,于是“将臣率怀?#21697;。?#21467;?#27975;?#36405;,……皆身为将帅都督指挥者也。”[9](卷11)至于?#23433;恢?#20853;,惟自尊大”的李璟隆,朱棣蔑其名曰:“李九江,膏梁竖子耳!寡谋而骄,色厉而馁,未常习兵见阵,辄予以五十万,是自坑之也。”[10]而建文帝?#35789;?#20043;如武侯,命其?#23452;?#35752;逆。首?#23614;?#36133;后,竟误信其权轻,特“遣中官齐玺书,赐皇弓矢,专征伐”[1](李文忠传)。结果白沟河?#21019;?#36133;,所赐也丢弃,就连举荐他的黄子澄也力主诛之以谢天下,但“帝皆不问?#20445;?#22914;此?#22836;?#19981;明,何以能教化?#23452;乐?#22763;为之效命!
  个?#34164;?#24449;会对历史事变的进程起着一定作用,尤其是在关键时刻,表现得最为强烈。建文帝生于安乐,未经创?#23548;?#38590;,身边多是文墨儒(下转第7页)(上接第5页)士,形成了仁柔寡断的?#24895;?#20197;致教化臣属不纯,其个性在“?#25913;?#20043;役”中产生的消极影响可见?#35805;摺?#20854;实建文政府有机会去阻?#22815;?#25112;胜燕王。初,户部侍郎卓敬密奏“徙封南昌以绝祸本”[1](卓敬传)。帝曰:?#25226;?#29579;骨肉至亲,何得及此”。后又遣返燕王及放世子还国,以上答复与?#25964;?#20196;人失望?#33391;?#21450;至?#25913;研耍?#24314;文帝居然还诏诫将兵“毋使负杀叔父”[2]之名。如此迂腐的教化政策岂能号召广大将兵放?#24544;?#25615;、战胜强?#26657;?#22919;人之仁的朱允炆,无力驾驭强臣武将,终因其教化不纯而沦为政治败将。建文帝虽“继体守文”、欲以仁义化民,然在对国家支柱—军队的武略教化上,留下永久?#26053;?#30340;败笔,以致“失国遗恨?#20445;?#20196;人扼腕叹息!
  结束语:
  “数英雄,论成败,古今谁能?#24471;?#30333;,千秋功罪任评说,海雨天风独往来,一心要江山图治?#39592;?#21490;,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!”随着“?#25913;选?#25104;功,建文新政也随继烟消云散,而孕育其中教化政策的得失,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。追昔抚今,通过?#27835;?#24314;文帝教化政策的相关得失,我们提高了思想?#40092;叮?#21518;世的政治家们更是从中汲取了深刻教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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