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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初移民对陕南居民构成及地域文化的影响

论文核心提示:

 [摘 要]清朝前期之际的川陕大移民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居民构成,各地的方志和?#21335;?#20197;及地方保存的碑文均反映了这一变化详情。移民也带来了迁出地的特色文化,它与原有的地域文化交汇融合,衍生了现在陕南地区特有的特色地域文化。   [关键词]陕南;移民;地方志;构成;地域文化

  [摘 要]清朝前期之际的川陕大移民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居民构成,各地的方志和?#21335;?#20197;及地方保存的碑文均反映了这一变化详情。移民也带来了迁出地的特色文化,它与原有的地域文化交汇融合,衍生了现在陕南地区特有的特色地域文化。
  [关键词]陕南;移民;地方志;构成;地域文化
  陕南地区即地理上泛指的川陕楚交边的秦岭—大巴山区,是历史?#29616;?#35201;的流移人口集聚地之一。
  明末,陕南的人口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即李自成和张献?#31227;?#20041;军的反复兵燹之后损失殆尽,其地域人口、文化也遭到?#29616;?#25439;伤。严如熤(嘉庆时的汉中知府)在?#24230;?#30465;山内风土杂识》云:“川北、川东风土与汉南相近,自明以来,荆襄流民即聚此数郡之间。明末遭张献忠杀戮之惨,遗民所存无几。承平既久,民多外省搬入,而湖广之人尤多,以其壤地相连,?#23376;?#25644;移也。”[1]汉南即现在的陕南地区。
  为了充实和发展这一区域,清朝建立不久,就考虑向此地移民事宜。另外导致移民的原因是湖广一带人口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。当时任定远厅同知的马允刚(定远厅地处大巴山区,属汉中府,乃?#27835;?#20065;县之地设置)说:“自高宗乾隆三十年后,川、湖、两广生齿日?#20445;?#20154;稠地窄,来南山开种者日益众,”[2]这也符合那是中国真正处于一个人口增长高峰的实际。
  再一个原因是自然灾害及饥荒因素,在向陕南移民中,因灾荒迁移者占很大?#22756;?#35832;多相关记载都提到了灾荒因素。乾隆四十六年(1781年),著名学者、乾隆年间长期巡抚陕西的毕沅奏请将?#31246;?#24030;升为府,奏折中说:“(?#31246;?#25152;在山区)从前俱系荒山僻壤,土著无多。自乾隆三十七、八年以后,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,穷民就食前来,旋即栖谷依岩,开垦?#28909;鍘!盵3]地方志亦载:“乾隆初,中干山南老?#27835;?#24320;,土地荒芜。及四十三、四等年,?#19981;鍘?#20004;湖数省屡被灾祲,小民流徙,络绎前来,多散?#21152;?#23665;谷间,渐次开垦,安然乐业,遂成土著。”[4]
  基于上述原因,清王朝采取“移民垦荒”的举措,一般称为“川陕大移民?#27604;?#22269;包括湖北、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陕南、四川定居,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、湖南省。
  据统计这次移民的?#20013;?#26102;间长达一百多年,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,其中湖北、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。“贯穿于川渝东北部、陕西南部、湖北西部的秦巴山区,尤其是以汉?#23567;?#23433;康、商洛三地区为主体、涉及其周边地区的广袤山地是明清两代大移民的重要地区”[5]日以千众的数目流入陕南的秦巴山地,一度使陕南各地的人口骤增。随着各地大批移民的流入,不仅为陕南带来了各地?#21335;?#36827;技术,还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方言语音、风土与民情,以及各地的民间艺术,为陕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,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。
  如此规模的移民,必然对陕南当地的居民构成产生重大影响。严如熤论及清代嘉道时期陕南人口的土客结构时说:“川陕边徼,土著之民十无一二,湖广?#22270;?#32422;有五分,?#19981;鍘?#27827;南、江西之民约有三四分。”[6]也就是说,?#22270;?#22823;概占到总人口的十分之八以上。严如熤长期任职陕南,而且十?#31181;?#35270;地方社会经济、民情民风的调查研究,其所说应当反映当时的实情。由此可以推论,移民约占当地居民是80%左右。
  以山阳县的变化为例,?#38382;?#28363;(湖北钟祥人,乾隆晚期先后在雒南、山阳等地任知县)《修惠士田序》云:“数十年以前,居民无几,地方闲空。自乾隆三十年以来,生齿繁多,城内城外?#25628;?#31264;密……”[7]。
  类似于山阳县在陕南不少地方出现。在紫阳县,乾隆中期就因流移大量进入,甚至发生众多的土客纠纷,时人有“紫阳地方,山深?#31216;В?#31821;混人多,认地开荒,欺扰土著,逞刁健讼,遇事风生”之说。乾隆三十五年(1770年)在任?#21335;?#20196;张志超即以有效调处土客关系而政绩?#28798;?#20182;认为“一邑之荒地渐开,四方之穷民攸赖,况兹扶老携幼,移家就食,土人固虞其欺扰,而有司何忍其流离?”[8]
  至于移民中落户于陕南的省籍构成,近来有过不同说法,但总体认定以荆楚来的移民为主。我们再以陕南一些地方志和搜集的碑文为例,予以佐证。
  综合陕南人口籍贯姓氏统计,在所收集的81个籍贯姓?#29486;?#22995;中,来自两湖者有54个族姓,其中明确为湖北者36个族姓;明确为湖南者14个族姓,无法分南北者4个族姓。其余来自?#19981;鍘?#27743;西、福建、广东、、浙江等地。显然,来自湖广的移民占了主要?#22756;?#21069;引严如熤关于陕南人口土客结构的?#27835;觶?#21363;可作为移民迁出地分布的参考:“湖广?#22270;?#32422;有五分,?#19981;鍘?#27827;南、江西之民约有三四分。”来自两湖的移民在这其中应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。
  当然这些移民具体分布到陕南各个县其迁出地分布就有一定差别,地方志等?#21335;?#35760;载可以提供相关信息。例如在雒南,知县?#38382;?#28363;《禀恳山地免升科》有:“卑职节奉宪檄:准部咨将境内两湖人民开垦山地已成段落共若干,查明分则升科”之语,直?#26144;?#24320;垦山地者为“两湖人民”而不?#20113;?#20182;省区,可见自两湖来者数量之多,当在雒南县“开垦山地者”中占据绝大多数,这与陕南总的情况吻合。清末的学者对这种情况论及的也很清楚,《洵阳县乡土志》云:“邑值鼎革以后,居民寥落,土地荒芜,五方之迁居者,楚郧为多,西安府属次之。楚人多耕种,西安府属之人多为商。”[9]我们再以紫阳县的情况为例,据清代紫阳大南铺户口册(残)统计:著录的户主33人中,仅一户原籍本县,其余32户,原籍湖北者15,原籍湖南者7,原籍四川者8,原籍江西者2,仍以来自二湖者占绝对多数。[10]
  另据:清代同?#25991;?#38388;紫阳县署部分诉讼案卷著录,涉及原、被告120人中,籍贯本县者29人,其余鄂省36人,湘省24人,川省16人,赣省6人,其它诸省各6人。其中,紫阳籍贯本县者应是?#26174;?#30340;?#22270;?#20154;。[11]
  通过近世的碑石解读,我们同样能获得移民来源?#21335;?#20851;信息。如安康吴氏,世居楚省,“遇元末楚乱,(吴志通)携子侄八人道高、道让、道宣、道忠、道惠、道纲、道清、道明逃?#20004;?#24030;胥窝□□□□□葬坟琉璃湾之?#23567;!盵12]吴氏很快子孙日?#20445;?#20197;?#25134;?#22320;不能容,相率向外移居。又如汉阴涧池王氏,一开始?#22303;?#32476;或组织较多的同族一起迁移。“祖籍衡南,乾隆初年,曾祖昆季十余人自楚来陕,卜居治城东?#26041;?#27744;铺。耕读治家,勤俭励己,因而门户渐兴,子孙繁盛。”[13]一种情况如白河县卡子乡东坝黄氏,黄氏约自乾隆十五年(1750年)由鄂东南迁居陕南,由于当时东坝一带仅有前明居民徐氏一家,且“洪荒甫辟,地土肥美?#20445;?#25925;很快?#22303;?#36275;下来同宗族之数家分别从英山、大冶等地迁来,聚族而居。《东坝黄?#21709;?#22530;碑》载:“时依附担簦者,本房玉愚公裔存仁公携子孙自英山来;闻风景从者,嫡堂兄存谟公同庄门泽本公□□□□自大冶来。东坝境内,仅前明徐氏一家外,概归黄氏。存仁公之?#33853;?#30691;哉。”[14]白河县移民东坝黄?#29616;?#21439;梁以檀曾赞赏当地黄氏取得的科举功名说:“……昔为楚北名儒,今作汉南高士。因撰楹联以贻之。”[15]?#31246;?#21776;氏原籍湖广麻城,据说明代成化年间迁居?#31246;玻?#26063;人众多,广?#21152;?#23433;康、紫阳、西乡诸州县。南郑谭氏于清朝初年自湖北迁居南郑,先居府城北郊,随即迁居龙江乡谭家堰村光绪十九年(1893年)南郑《?#32933;闲陆?#31072;堂碑记》及《?#32933;献?#31072;章程碑》[16]对谭氏建祠收族,对其来源作了明确说明。其它如汉阴厅涧池铺王氏、汉中南郑县天台山王氏、紫阳县唐氏等等均可在其宗族碑文中查明他们的祖籍在两胡一带。

  移民的大量迁入,必然要有相应的管理。由于比以前州县管理的人口大幅增加,陕南有些地方就在原有县制的基础上,升格设府治理。例如安康在1782年(乾隆48年)改设?#31246;?#24220;,以适应新的变化需要。
  随着居民的外来化,陕南的地域文化必然相应发生变化,由于移民以湖北。湖南为主,所以荆楚文化也就主导了这一区域,尤其是靠近荆楚的安?#24403;?#29616;的尤为明显。这些外来居民也将其原住地文化带来,吸收当地的一些文化因子,深刻锻造着一?#20013;?#30340;文化,并表现出一些新特点。
  移民带来了他们原住地(对陕南来说主要是湖南湖?#20445;?#30340;文化并移植于陕南,两三百年来,已深深的改变了陕南文化,表现出新特点。既有楚调,也有秦音,陕南文化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艺术特征。再加上秦楚两地文化流入后,又多与秦巴山区故有的民间艺术——即各地的山歌、野调相结合而发生的种种变异,也更加增强了陕南地(下转第22页)(上接第19页)区戏剧文化的地域特色,但又与秦楚两地的文化不同。凭借秦楚两地文化的www.jobsx.live传入融合而成的独有特征。
  “楚文化、巴蜀文化、秦文化都深刻影响了陕南人的文化人格。秦文化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特点,关心垦荒、攻伐、农事等对国计民生有利害关系的事,较少注意仁义礼乐。巴蜀文化留意饮食,注重享受,在?#24049;?#30340;酒香中载歌载舞。楚文化追求个体的价值和精神自由,它给予陕南人文化心理、文化人格以深刻的影响。”[17]
  现今的陕南地域文化在这样的背景?#20081;觳史?#21576;,是可利用的一大优势。同时其文化主流稳定性的特点不强也影响着它进一步的发展。认识了这样的特点,对新时期陕南的文化定位和发展无疑有很大的借鉴意义。
  参?#22025;南祝?BR>  [1](清)严如熤.三省山内风土杂识.陕西通志馆印.
  [2]马允刚.川湖会馆记.见光绪《定远厅志》卷二五《艺文》.
  [3](清)毕沅.?#31246;?#21319;府奏疏.乾隆《?#31246;?#24220;志》卷二五《艺文》.
  [4]光绪.雒南县乡土志·人类.
  [5]陈良学.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.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,1998:18.
  [6](清)严如熤.三省山内风土杂识.陕西通志馆印.
  [7](清)?#38382;?#28363;.修惠士田序.嘉庆《山阳县志》卷四《学校》.?#20351;?#29645;本丛书第80册.海南出版社2001年.
  [8]邑令张志超复禀?#29616;?#19998;饬查寄籍讼棍匪类由.见光绪《紫阳县志》卷一.《邑侯张公德政碑记》,《紫阳县志》卷一《地理·险要》.
  [9]洵阳县乡土志·卷三·人类.国图藏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.
  [10]紫阳县志编纂委员会.紫阳县志.三秦出版社,1989:215—216.
  [11]嘉庆.山阳县志·卷六《田?#22330;?
  [12]宣统三年(l911年)立石《李?#29486;?#33556;碑》.李启良等《安?#24403;?#29256;钩沉:479—480.
  [13]涧池王氏后裔请鉴祀典词碑.张沛,安?#24403;?#30707;:234—235页.
  [14]张沛.安?#24403;?#30707;.三秦出版社,1991:147—148.
  [15]陈显远.汉中碑石:349—351.
  [16]张沛.安?#24403;?#30707;.三秦出版社,1991:368—371.
  [17]王建科.陕南人的文化人格流变.西北大学出版社?#27721;核?#25991;化研究集刊(二):48.
  基金项目:本文?#21069;部?#23398;院院级科技计划研究项目(项目编号:2010AYPYRW08)。
  作者简介:尹?#20889;矗?967—),?#23567;?#38485;西安康人。主要从?#38470;?#29616;代历史的教学及地方史的研究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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